近日，美国非营利组织“美中教育基金”围绕两国教育和人才领域的关系发布报告，称近年赴华留学的美国学生人数急剧下降，加之美国的资深中国问题专家陆续退休，美国面临缺少“中国通”的挑战。拜登时期担任驻华大使的尼古拉斯·伯恩斯在报告发布会上表示，培养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是一项国家安全的当务之急”。
笔者曾受邀参加“美中教育基金”组织的研讨会，来自中美两国的专家学者普遍对教育领域的“脱钩”态势感到不安。与会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袁明教授展示了一份介绍上世纪80年代中美学者交流的英文报刊资料，回顾了两国借助人文交流打破坚冰、增进了解的历史进程。这份资料提及的约翰斯·霍布金斯大学荣休教授兰普顿（David Lampton）、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创始院长王缉思教授也在会场。这穿越时空的场景，令与会者对当前中美人文和教育交流面临的严峻挑战不胜唏嘘。
自2017年美国对华施行所谓“大国竞争”战略以来，美国政府针对两国民间交往尤其是教育领域的互动采取了诸多限制措施。彼时美国司法部推出所谓“中国行动计划”，联邦调查局等机构针对与中国有往来的华裔科学家进行打击。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公然宣称，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是“非传统情报搜集者”。
拜登政府执政时期，华盛顿虽然名义上取消了“中国行动计划”，但也通过司法部和商务部主导的“颠覆性技术打击小组”等机制，继续对美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涉华合作进行限制。同中国存在交流与协作关系的美国机构面临被取消联邦资金资助的威胁，就连曾经参与中国干部培训的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这类机构也受到巨大压力。
无疑，美国国内在涉华交往方面已经出现“寒蝉效应”，中美人文交流被显著地“安全化”了。很多美国高校中断与中国方面的合作，甚至明确限制本校教职员工的赴华旅行，警告美国学生到中国访问或学习会面临被“非法拘禁”等安全风险。2024年3月，笔者曾与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教授一道，与伯恩斯大使进行午餐研讨。他当时还提出希望推动佐治亚理工深圳学院等中美高等教育合作项目。然而，2024年9月，佐治亚理工学院宣布终止与天津大学、深圳市政府的合作。
伯恩斯是美国资深外交官，他也曾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长期担任教职。虽然他在对华政策上是“强硬派”，但他了解人文交流特别是青年学生之间的互动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意义。我当面向伯恩斯提及一位复旦大学博士生赴美国参加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交流活动却被“拒签”的问题。这种“拒签”经历会对这位学生的后续学业以及国际交流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作为复旦大学的老师，我们有责任维护学生的权益，也有责任维护中美人文交流。后来这位学生得以重新获得签证并顺利赴美交流。
然而，中国学生在赴美留学方面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是不争的事实。美国方面不希望中国学生到美国攻读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学位，一些美国高官和国会议员甚至说，只希望中国学生来美国读莎士比亚文学和政治学专业。尤其是，近年大量的中国学生和访问学者在入境时被美国官员以“国家安全”为由进行盘问、滋扰，有的滞留时间甚至超过70个小时。
自本届美国政府上任以来，美方在限制中美人文交流方面继续加码，华盛顿甚至将中国留学生问题当作中美博弈的筹码。虽然特朗普总统本人声称很“荣幸”能有中国学生来美国留学，帮助美国大学维持运营，但美国联邦机构似乎背道而驰。2025年5月，美国国务院宣布开始撤销中国留学生签证，特别是在“关键领域”学习的学生。美国国务院和国土安全部对F-1、J-1、H-1B等签证类别加强背景调查，特别是涉及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半导体等专业的中国学生和访问学者。比较有代表性的案例是在2025年8月报道了一起中国留学生遭美方滋扰盘查的事件：一名前往美国的中国学生在休斯顿机场遭遇审查后被遣返，并且限制其5年内不得入境美国，而该学生是哲学专业。美国国会的对华势力也在不断就中美教育关系问题进行炒作。2025年3月，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赖利·穆尔（Riley Moore）等人提出法案，要求全面禁止中国公民获得美国留学签证。美国国会还在强力推进《保护美国资金与专业知识免受敌对研究利用法案》（SAFE法案），该法案企图全面禁止在美科学家与被认定为“敌对国家”的研究机构开展合作。
值得警惕的是，中美人文交流的“安全化”正加快从联邦层面向州和地方层面延伸。2025年3月，俄亥俄州议会通过相关法案，要求该州的高校不得与中国机构建立或维持学术及财政合作关系；限制与中国高校的联合研究、留学项目等。佛罗里达州是目前对中国学生限制最严厉的州，其通过的相关法案甚至禁止该州的公立大学聘用来自中国的研究生担任助研（RA）或助教（TA）职位，除非获得州政府特殊豁免。这导致中国博士生无法获得学费减免和生活补助，甚至被迫转学或回国。北卡罗来纳州等州推动立法，禁止中国籍学生进入涉及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机器人等“关键技术领域”的实验室。一些州还要求美国大学加强对中国学生社交媒体账号的监控。
在上述背景下，来中国学习的美国学生数量也大幅减少，除了被无端炒作的所谓“安全风险”，一些学生甚至担心与中国产生联系对他们未来的职业发展不利。与2020年之前美国在华学生超过1.1万人相比，目前减少至约1000人。大量在美国高校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青年学生和学者，缺乏在中国国内进行“田野调查”的经历，他们的中文语言能力以及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力都严重不足。
正因如此，才有前述伯恩斯对未来美国缺少合格的中国问题专家的警告，他认为学习普通话以及在中国的实地生活经验非常重要。除了青年学生群体，美国外交、军队等系统的专业人士也几乎中断来华学习的安排。他们对中国的实际状况缺乏切身的感受，其对华认知必然被一些空泛的、僵化的甚至是虚假的“中国叙事”所主导。笔者曾应约与美国知名智库兰德公司的一位中国经济问题专家交流，此人被认为是目前该领域的一流学者。令人意外的是，这位专家完全不懂中文，也没有在中国长期留学或生活的经历，他仅靠翻译软件、大数据等技术手段研究中国经济。
这种“隔空研究中国”的情况以及对美国自身利益造成的反噬，已经引发美国很多有识之士的关注。两国在教育、文化、社会领域的“脱钩”，对中美关系发展造成的伤害是深层次的，它将影响未来几代人。很多美国机构仍在努力维护中美人文交流，如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亚洲协会、约翰斯·霍布金斯大学“美国、中国与全球未来研究所”等。美国前驻华大使博卡斯的老家在蒙大拿州，他近年多次亲自带领该州的大学生代表团访华。中方实施的“5年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项目以及总部位于香港的中美交流基金会等机构所做努力，也促进了两国教育和文化交流。
2026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两国元首的一系列互动安排倍受瞩目，期待中美教育领域的“再接触”能够取得新的进展，这是符合两国长远利益的大事、好事。（作者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